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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言对话翻译家陈安娜:我感到作家有种力量    

12月13日电 诺贝尔颁奖礼顺利举行后,作家莫言的瑞典领奖之行已接近尾声。当地时间13日晚间,莫言来到瑞典皇家歌剧院,与曾经多次翻译莫言作品的翻译家陈安娜进行了交流。

  据进入交流活动现场的媒体报道,曾经造访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的现场主持人首先发问:“高密的父老乡亲担不担心你将他们写到作品里去?”莫言说:“任何作家都会大量使用故乡和青少年时期的素材,我的小说里也有许多生活中的原型,但我没问过他们同不同意将我写进去。我没写小说前,他们什么都会和我说,我开始写小说后,他们就会提防说,别和他说啊,担心他写到小说去。所以我想他肯定干了什么坏事,所以我感到作家有种力量,坏人担心会被写进去,而好人不怕。”

  随后,莫言谈到当天下午的一次经历,他说:“今下午和一个传教士的女儿聊天,发现她一个西方人,却一口高密话,一问她祖父母果然在我家乡附近代过,我的小说中瑞典传教士和这个事实是密切相关的。我的小说里有个瑞典传教士,当时中国有个别人写文批评我,说我为了得诺贝尔文学奖,所以写了个瑞典传教士。但确实有个瑞典传教士在我的家乡传教。”

  陈安娜的提问则更加关注写作本身,她问莫言写作的速度往往很快,是否因为在动笔之前以及完全构思好了。莫言说:“有的小说很成熟,有的有个大概想法,我发现很多精彩细节是从写作过程中产生出来的。《天堂》属于后面这种情况。这个小说有故事原型,1987年确实在我的故乡山东发生过这个事情。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报道很生气,拿起笔来就想把它写成一篇小说。”

陈安娜还谈到,从小说中能够感受到莫言的感情,而不是冷眼旁观地写作。莫言则说:“我确实是这样,喜欢把自己置身故事,早先的《红高粱》、《天堂蒜薹之歌》还好,到《生死疲劳》时,已经跳进小说里,但小说里的和现实中的我不是一个人,他既是我也不是我。小说里的莫言没什么优点,现实中的莫言优点还是很多的。”

  随后,现场主持人以《生死疲劳》为例,认为莫言作品中很多是写小人物对抗权威。莫言则借《秋菊打官司》进一步说:“相信现场听众很多看过张艺谋的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,秋菊通过千辛万苦才得到一个小公道,该电影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,唤醒了大家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。这部电影上映后,中国上访的人越来越多,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和张艺谋有直接关系。但我写《生死疲劳》时,没把西门闹写成秋菊,这个故事的原型可以在蒲松龄的小说中找到,小说是说主人工为替父亲洗清愿望,不停地在穿梭于地狱和人间,小说结局坏人受到惩罚,好人得到好报。所以我的小说人物描述既来自文学传统,又来自现实生活。”

  “《天堂》里被撞死的农民是有人物原型的,是我的一个叔叔,当时撞死他的是个没有驾照、替我一个当干部的远方亲戚开车的司机,我知道这事时,非常生气,想要替我叔叔讨个公道,但他们闹只是想多要点钱,这又回到当年鲁迅写作的主题上去,农民确实很穷,但他们自身确实具备了很多让人生气的地方。”莫言还说,“现在宝马车撞人的报道不少,但是其他牌子车撞人的也有,不止宝马牌车。这涉及一种仇富心理,谁要站在开宝马车人的立场辩护,会被口水淹没死。未必所有开宝马的车都是坏人。有钱人中确实又坏人,但并非所有有钱人都是坏人,中西方都一样。发生如此撞车事情时,要具体分析,是否有违反交通规范。”

  最后,莫言还谈到中国的年轻作家如何表现农村。莫言说:“现在有不少80、90后在写农村,他们写的与我不一样,我写的是记忆中的农村,他们的农村是现实中的农村。另外,创作主题不一样,我像他们那么大的时候,在农村,现在这个年纪的人在城市打工,很多在城市打工的人在写农村,他们是在写农村还是城市生活,已难定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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